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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今日（星期三）在立法会会议上生福利局局长霍罗兆贞就「医疗融资顾问报告书」议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女士：

我非常感谢刚才差不多二十五位议员的发言。虽然今日由梁智鸿议员提出的议案经再三修订，但我看得到各位议员大致上皆赞同，我们必须正视及检讨现有的医疗融资制度和服务架构的弊病，并作出很多改革的建议，以适应下一个世纪的社会需要。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我更想藉此机会重申，政府对改革现时医疗制度的决心是不会动摇的。

我们明白到医疗制度是一个很复杂、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正如哈佛大学的顾问所说，如其它国家一样，香港将需一段长时间才能完成体制上的彻底改革。但是，我们需要在今天开始讨论这问题，决定改革路向，以免达到有危机时，才去寻求办法，可能已经太迟。明显地，若不采取适当的改革措施，除了会出现大家也很关心的融资问题外，公共医疗服务的质素亦会随之而急剧下降。我们的下一代将要承受今天不愿意作出彻底改革的后果。

但我需藉此机会强调，我们要求哈佛顾问作的是对整个医疗制度的全面检讨。改革现时融资制度只是其中一环，在体制上的相应更新亦同样重要，务求能不断提高医疗质素，进一步保障病者的利益。所以融资改革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例如透过不同融资方法，可增强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在体制及运作架构上作相应的调节，以满足病人的需要。

改革融资制度是指整个社会寻求额外的医疗资源，并以较现在更有效的方法来分配。但这绝不等于政府推卸现有财政的承担。只是在有限的资源下，我们有必要将公帑用于最适合的地方。政府会继续在医疗服务范畴上投入大量资源，确保没有人会因为经济能力不足而不能获得适当的治疗。我们有责任照顾低收入人士在这方面的需要。

然而，在坚守这政策的同时，哈佛的顾问报告带给我们一个明确警告讯号：若要维持现有的医疗服务质素，政府在十七年后，即二零一六年后，将须要投入经常性开支的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三到公共医疗服务体系上。我不认为市民会认同这种「融资方法」，皆因我们没有人能接受单为医疗而要牺牲对其它同样重要的公共项目，例如教育、房屋、福利等方面的开支。

除财政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以最有效的方法，去分配及运用未来的医疗资源，减少服务架构「分裂隔离」所带来的资源浪费。在这方面，我们应朝向加强基层和社区医疗，以及家庭医学的发展，减少服务重，改善服务的连贯性，在这几方面我亦很开心听到多位议员也非常赞同。

自从哈佛顾问报告公开公来，我很高兴各界人士已开始热烈讨论这课题。我亦想告诉梁智鸿议员，不用担心这是三分钟热度，经过多个星期我们仍收到很多的信件和市民的谘询。从初步的反应，我察觉到社会上已普遍认为，有需要改革现有的医疗制度。但大众对顾问所建议的新融资模式，尤其在实施的细节上，意见纷纭。其实，顾问所建议的模式细节，大部分只是初步的构想；若将来真的要落实顾问所建议的融资方案，我们还需详细研究和磋商当中的细节，例如供款率、全民保险的服务范围、如何甄别需要接受政府资助的人口组别等。所以，在现阶段的讨论中，我期望市民能将讨论重点，重于未来医疗制度的目标及方向，及如何能达致一个全民保障，共同承担风险及有效控制医疗成本上升的方案。有关一切具体措施和细节，可留待日后若决定采用顾问所建议的方案时，再进一步仔细研究。

近日我听到一些对融资模式的其它建议。例如有人问：与其采用复杂的联保供款制度，为何不干脆增加税收呢？其实，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并解决不了我们正面对的问题。这基于以下原因：第一，薪俸税的总收入只有约二百亿元，并不能完全承担现时年约三百亿元的公共医疗开支。若要藉提高税收来解决融资问题，增加的幅度定必对纳税人造成沉重负担。若需另开新的税源或扩大税网，将引致其它问题，及违背了香港一直奉行简单低税制的原则，并可能对香港的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光是增加税收并不能解决现时医疗服务架构内所存在的问题，例如服务缺乏连贯性和公私营机构工作量不平均等。这对改善医疗质素及在更新体制上，不能带来任何裨益。

另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增加医疗收费不就能解决问题吗？今天公立医院所收取每天六十八元的收费，若单靠增加此收费来纾缓融资上的压力，根据顾问估计，到了二零一六年，因为医疗费用的上升，用者须付大约等同今天一千四百元的价值的费用，方能享用到近乎现时质素水平的医疗服务。显而易见，在这个方案下，将会有两种情况出现：(一)高收费令病患者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二)若收费增加幅度低于实际需要，大众必须于医疗质素及平等制度上作出牺牲。再者，增加收费亦不能有效地解决医疗制度内的各种问题。

另一个普遍的误解是，全民保险制度下，中产阶级将被剥削。我必须加以澄清这一点。全民保险制度的优点，在于将个人因患病而带来的财政风险分摊于较广泛的基础上，令每一个受保的市民所承担的风险，减至最低。香港人十分乐观，通常在健康的时候不会想到自己会患病，在年青时不会想到自己会年老，在没有长期病的时候亦不会想到自己会患上长期病，所以有很多人对于需要供款，为未来作出一些准备，是非常抗拒的。在先前所述的增加收费或税收的方案下，财政风险只会集中于病患者或纳税人身上。相比之下，全民保险制度对中产阶级将则较为公平，皆因分担风险的基础较现时扩，个人在患病时的负担亦相对减少。

刚才陈智思议员亦提到有些雇员因现时雇主已经提供医疗保险，故此不觉得再需要一个全民保险制度。其实，他们亦应理解到，雇主现时所提供的医疗福利，只限于雇员在职时使用。若雇员转工或退体时，他们享有的医疗福利将随之而终止。

今日议案和修订议案有很多的建议我都同意，现有的医疗申诉及服务质素监察制度，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我希望能够透过今次谘询，与各界人士和市民大众共同研究和探讨市民可以信赖的申诉和监察制度。我们亦赞同应加强预防和基层医疗，健康推广以及家庭医学的发展。我们更不可否定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一个健全的医疗制度内的重要性。有关私人医疗保险制度的建议，我想指出的是私人医疗保险有它的局限性。私人保险多只承保年青力壮和有相当经济能力的「低风险」客户，而低收入和年老多病的一，在购置私人保险时，往往遇上困难，或须缴付极高昂的保费。因此，他们在最有需要时往往得不到周全的保障。相比之下，以互相承担风险为目标的全民保险，便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同时，私人保险因有盈利的诱因，往往令医疗成本急促上升。环顾推行以私人医疗保险为主的国家，他们的经验我们应引以为鉴。

有很多议员亦讨论有关检讨医院管理局的管理和架构，我亦透过今次的辩论会跟进议员提出许多这方面的意见。但公平一点，医管局自90年成立以后，致力改善服务质素，其成就亦被顾问所肯定。现时是考虑如何在现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改善。而顾问所提出的，是重订医管局的角色，更改现时的运作架构，作为在改革体制的其中一项配合措施。再者，一体化医疗不失为解决现时服务架构「分裂隔离」的其中一个可行建议。当然，我们不排除有其它方法，或会比顾问更好的建议或更有效的方法。在这方面，我期待医护界、议员们和市民大众能积极提出他们的意见，让我们能集思广益，寻找一个最有效而能被各方接受的方案。

我得一再重申，政府对应采用何种改革方案，现时是抱开放态度的。我们不可否定的是，全民保险、护老储蓄和一体化医疗这些方法有不少优点，其模式亦已在世界上多个地方推行。不过，我们还需要仔细研究这些方案的细节，和究竟这些概念是否能配合香港市民的情况。

议员们和市民大众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为使各阶层有机会对此课题作深入的了解及讨论，我们打算在以后的两个月，广征民意，我们会到每一个区议会，作简介和作讨论，至于议员提到的公众谘询期，可能未必足够，我亦收到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会预计这三个月，看看是否有需要，如果有许多人觉得需要多些时间对报告作更加详细的分析和表达意见，我会乐意考虑酌情延长谘询时间。我们在收集意见后，会详加研究及分析，并随后拟备政府的谘询文件，列出政府所建议的改革方案，再向大众作全面的谘询。

谢谢主席女士。

完

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