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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今日(十一月十四日)在「香港百俊、加华、千禧加华及特区中央狮子会联合午餐例会」的演辞全文：

翁瑞明、周吉夫、罗健明及何志平四位会长，各位前总监、区职员，各位狮子会会友：

　　承蒙邀请出席由香港百俊、加华、千禧加华及特区中央四个狮子会合办的午餐例会，实在感到十分荣幸。

　　狮子会在香港已有超过45年的历史，多年来一直秉承着创会人茂文钟先生于1917年所倡导的服务社会精神，无私无酬地致力改善民生。今天的狮子会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庞大、最活跃的服务团体之一，这是各地140多万名会员共同努力的成果，绝非幸至。港澳地区能受惠于50多个狮子分会的热诚服务，亦是令人感到欢慰的。

　　何会长很客气，让我自己选择题目，所以我便翻一翻资料，发觉14年前，即在1984年10月24日，我曾为域多利狮子会作了个专题演讲，题目是「法律界在转变社会中的角色」。比较当时和今天的情况，十分有趣，所以我想把一些感受和各位分享。首先，我发觉当时我们对香港回归的诉求，到今天基本上没有变，我们走的方向也没有变。其次是，十多年来香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不断在进步。第三是期望将来，市民应寻找共识，同心同德，建设香港。

十四年前港人的愿望

　　1984年9月26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同日，英国政府发表了《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协议草案的白皮书》，认为这份协议是一份好的协议，极力推荐给香港人和英国的国会接受。10月18日，立法会通过首席非官守议员罗保爵士提出向港人推荐《中英联合声明》的动议。议员认为，联合声明较一般人所希望的更好，可称为一份好协议。

　　我在10月24日的讲话和会后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主要讲及《中英联合声明》不仅是谈判和法律文件的一个成功制作，更令人满意的是它反映了两年多以来香港各阶层人士表达的大部份意见，而在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提出的保证都已包括在内。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起草《基本法》。《基本法》的内容是什么，那时还不很清楚，大约包括：声明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变，即维持资本主义社会，使香港成为高度自治的特区；列明香港直接与中央的关系以及香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特区政府的架构，例如立法会、行政会的成立方式，司法制度等。《基本法》还会说明行政机关必须遵守法律，对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负责，法律和司法制度会有详细的条文，以维护法治；特别行政区不受任何省市政府管辖，直隶中央政府；政府会承接两项人权公约的规定；市民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有权向法院申诉。这些都充分地表现「高度自治」和「一国两制」的精神。在1990年4月4日通过的《基本法》，都把这些承诺实现。

　　1984年，大家怕《基本法》在立法后会被修改，因而抹煞了它所保障的自由和权利。当时我转述了姬鹏飞主任的谈话：「《基本法》可以改，但不会轻易地改；改也顾及港人的权利和人民的意愿。不过，大纲是决不会改的。」中央政府至今的立场都是一样。

　　有些人恐怕中央政府会单方面制定《基本法》，没有港人的参与，因为起草委员会如何组成，当时还未有确定。我当时认为法律工作者应参与《基本法》的制订，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参加起草，但是可以发表意见，透过报章、研讨会及经其他途径表达，提供补充或修改草案的意见。后来在1985年6月18日，人大常委通过了由59人组成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其中包括内地委员24名，港方25名，草委会并于7月5 日决定成立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委员来自8个界别，共180人。1990年2月17日，基本法起草委会第9次会议通过了基本法草案，提交等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同年4月4日通过。到1990年4月19日解散为止，基本法谘询委员会一直就草案谘询民意，许多意见也被采纳，反映在草案的修订中。

　　当日谈到香港的法律和法制的前景时，我认为法律修订应以符合主权回归和法律改革为原则，使法例能够反映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市民的需要；其次，法官的培训和本地化，律师质素的提高，在法律程序中更广泛使用中文，加强与其他普通法的地区和内地法律工作者的连系和交流等，都是在法律工作上需要加强的。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向这方向迈进。现在，大部份法律适应化的工作经已完成；本地法官占整体68.8%，能以双语进行审判案件的有59.7%；终审法院的九位海外非常任法官，都是从著名的普通法管辖区邀请到香港来参加审讯的；法官们到北京清华大学接受中文书写裁决和中国法律的培训；我们与内地和其他地区法律界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更为香港律师在中国「入世」以后的法律服务开放遇到的竞争而部署，可见现在的发展，都是一直沿《中英联合声明》所定下的路线走。

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自踏入八十年代，内地的经济改革开放，令香港的经济面貌改变一新。开始是制造业迁移内地，利用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工，继而香港成为南中国及其他日益蓬勃的服务和行销中心。中国进一步开放，不但为香港带来了新的商机，国际公司也顺利到香港来，希望藉我们与内地在语言文化、合作经验和市场触觉方面的优势，打入内地庞大的市场。随香港和国际企业踏足内地，融资和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相应增加，香港经已成为世界第四大银行中心，并拥有仅次于日本的亚洲最大证市场。

　　文化方面的发展也有值得骄傲的成就；大小文化中心、图书馆、体育学院陆续落成，而音乐、美术、文艺不再只是上流社会的玩意，屋的小女孩也有机会学钢琴，跳芭蕾舞。李丽珊在奥运夺取金牌，更为香港在世界体坛竖立了里程碑。

　　政治方面，1988年9月22日，立法局举行了第一次间接选举，分别从9 个功能组别和1个选举团中投票选出26位立法局民选议员。1991年9月15日，立法局举行首次分区直选，全港分9个选区共选出18名议员，并在9月21日由前港督委任18人为立法局议员以平衡各界利益。1995年9月17日香港首次有全部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局；而《基本法》更规定，香港特区的立法会最终将全部由直选产生。这些事情，标示了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新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已经顺利地选出了两届立法会，重组市政服务，并举行了第一届的区域议会。

　　在社会方面，自70年代开始发展的地区组织，从街坊会社变为区域议会，在屋展开社区工作，可以看到这些非政权性的力量，和后来成立的政党和政治团体，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在人权和自由的保障方面，自1976年起，英国把《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引入香港。公约只说明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需经行政、立法和其他手段去落实。1991年6月，香港通过《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把上述条文，成为香港法例一部份，得以实施，而公约的大部份权利，在《基本法》第25至38条得到确认，基本法第39条更说明这些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而此种限制，不得与公约有抵触。在1994年，香港加入《国际儿童权利公约》，在1996年，中英两国同意《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适用于香港。自1995年至今，政府通过了三个反歧视条例以保障因性别、残障和家庭身份被歧视人士的权益。《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订立，目的在保障个人私隐。这些条例提供法律上的基制，使市民的权利和自由，能够得到足够的保障。

回归三年以来的挑战与成就

　　香港回归，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在1997年7月1 日零晨，我们通过了《香港回归条例》，使法院、司法人员和程序得以延续，保存了财产和其他权益，确认了临时立法会通过的法例，处理了原有法律的过渡。回归以后，我们在法律上迎接了许多挑战，例如临立会的合法性、居留权的解释、全国性法律的引入、法律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相容、人大及其常委的地位、违宪审查权等等。时间不容我一一述，我只想解释，从这种种的挑战，我们更明白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基本法》与本地法律的融合，以及行政立法的相互配合，相互制衡的关系。事实证明中央坚守一国两制的原则，从不干预特区事务，而外国社群，亦渐渐明白香港回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身份的意义。

　　我们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和邻近地区的竞争、经济转型带来的击、过份依赖房地产形成的负资产、人口老化、知识经济需求人才、电子交易的规范、服务的成本、教育、公务员体制和医疗改革，其中不少是多年积压的老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肯积极面对，同心协力，这些挑战只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充实。

展望将来，同心协力

　　今天，我和大家重温历史，希望说明一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建设，是立在坚定不移的根基，我们对旧有的制度十分珍惜。行政长官最近发表了他第四份施政报告时，重申特区的管治，目的是使全港市民齐心合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他重申政府的决心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独立、法治精神贯彻于社会各个层面，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维护个人自由，政府高度透明，接受公众问责，并容纳公民参与。

　　翻看旧的剪报，我看到1984年的社会是相当一致，关心的问题相当一致，报章报导也相当一致，不如今日有时看到不同报章的报导，有如两件完全不同的事。究竟甚么在使我们社会分化？甚么令我们不能像1984年那时的齐心合力，为香港的前途作出贡献呢？

　　在殖民地管治下，十多来年，很多认为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生活在借来的时间，没有植根香港；许多人移民往外跑，有些在迟疑应否向外跑，有些怕回归以后再没有民主、法治、人权、自由，有些怕经济从此衰退。因而有任何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大喊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有些人虽然知道「一国两制」是一个务实而理想的构思，但是仍然紧抓旧事物不放，对新事物提出抗拒。回归三年多，大家可以亲自看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完全可以实行的，我们所珍贵的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完全得到保障。十多年前我呼吁大家抛弃顾忌疑虑的眼光，重估我们在过渡时期和1997以后在社会能担当的角色。回归三年多，我重新呼吁大家，抛弃猜疑，团结一致，为特区面临的挑战而奋斗。

　　谢谢。

完

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