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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政务司司长曾荫权今（十月二十四日）日出席商业周刊第五届ＣＥＯ Ｆｏｒｕｍ时的致辞全文中文译本：
主席、各位嘉宾∶
多谢启宗兄刚才的介绍。我今天能够出席这个盛会，在商业周刊论坛发表演说，特别感到荣幸，因为商业周刊刚在三个月前刊登了一篇关于香港的文章，大字标题把香港形容为「一个穷途末路的城市」。自香港开埠以来，便曾见过这种怪现象：香港在蓄势待发之时，往往已见到自己的「讣闻」。对于这些言论，我们早已见怪不见，而提出这些言论的人，结果总证明是过早断言。香港在160年前割让给英国时，就有人开始提出这种言论。当时英国杰出的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曾断言香港是个「不芜之地」，「一定不能发展为贸易市场」。由此可见，政治和经济预测向来都是棘手的课题。
主席先生，圣经《传道书》告诉我们∶万物都有定时。不幸的是，现在大家都看到全球战意甚浓。整个亚太区以至世界各地，正经历困难时刻。
这种逆境亦似曾相识。一九九七至九九年间，在亚洲金融风暴冲击下，亚太区内大部分地区都曾渡过一段困难的时期，直到最近才初见复苏曙光。那次金融风暴是我们多年来所面对的首场硬仗，考验各地区的实力并促使我们作出检讨，重新部署。而区内经济曾经历一段迅速增长的日子，使我们看似战无不胜，期待经济持续向好。
很多年轻人，上至三十岁出头的一代，出生于香港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并渐渐视作理所当然。但较年长的一辈都知道，经济循环的另一个极端就是经济不景。尽管我们经常谈及、期待已久的「亚太新纪元」姗姗来迟，使大家都急不及待，但我们不要忘记，毕竟今年才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亚太地区的新气象将随时到临。
上周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亚太经合）组织会议，21个成员聚首一堂，磋商如何解决当前的难关，这也许更具体显示了本世纪的发展大势。这再一次证明，亚太经合组织如何发挥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我们同坐一条船，理应同舟共济，而这条船确实不容小觑：亚太经合组织21个会员合共约有25亿人口；占全球贸易44%；在一九九九年，各地区的生产总值合共达18兆美元。
人往往在面对危难时，便会流露善恶本性。九月十一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不少人在事后处理掀起的波澜中，都流露出美善的本性─这次事件定会令那些深信各国应共享和平，反对专权暴政和恐怖主义的人，同仇敌忾，更加坚守捍卫和平的信念。
九一一事件也促使我们细心反思，作为个人、社会一分子，以至世界上的一员，一生所为何事。这事件提醒我们，必须和衷共济，不应冲突对抗；必须互相分享，不应自私自利；必须宽大包容，不应短视褊狭。
我们身处的地区，仍在奋力克服刚于四年前席卷而来的金融风暴的后遗症的同时，国际经济放缓再加上九一一事件引发突如其来的影响，带来前所未有的考验。我们需要果敢坚毅的领导，而上周末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所达致的决议，正好振奋人心。
我认为亚太地区无论在经济、策略、防或社会方面，都正面临自韩战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最大的考验，就是经过过去四年的种种冲击和挫败后，如何去重新定位，共同进退地应付未来的挑战。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问题。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影响深广，遍及各个范畴，包括资讯科技、金融服务、营商和生产商品的地点，以至投资者所选的投资地区和项目。经济全球一体化超越了地域上的限制，影响普及贫者富者。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我最近听到的故事。有一个打猎老手深入非洲的森林，来到一个村落，发现村民正在一块尘土飞扬的空地上举行某种祭祠仪式。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一名身穿全套部族服装的男子身上，他看来是在向天祷告，村民也虔诚地跟他一起祈求上苍。猎人轻轻拍拍身旁一个村民的肩膀，问他说：「那人是否在求雨？」村民答道：「不，他是在祈求纳斯达克指数上升。」
未来几个月，我们会密切留意纳斯达克指数和其他多方面的发展。虽然无人能预测经济会否持续下滑，但我们定会在这不明朗的时刻竭尽所能。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在明年可望有显著的复苏迹象，也有人预测经济会持续放缓一段更长的时间。
不论孰对孰错，领导者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要在短期保障所属社群的福祉，我们亦须作好准备，迎接经济复苏。
环顾亚太地区，机遇固然不少，但也不乏难题。对于日本政府决心解决根本的经济问题，大家仍对其效果抱观望态度。至于其他亚太经济体系，大部分仍在艰苦经营，奋力从亚洲金融风暴复元过来；有些更备受最近全球经济放缓和九一一事件的双重打击。
不过，在亚洲金融风暴前已经存在并导致这场金融风暴的许多问题，现在已不复见。无论如何，在金融风暴后推出的改革，仍然必须逐一完成。那些从亚洲金融风暴中汲取教训的，长远来说，一定最能在经济复苏中得益。
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有更高的透明度，而不是把透明度降低；要求开放市场和有开明的思想；要求政府减少监控，对市场力量更具信心；要求有优良的公司管治，而资讯和新构思也可以自由流通。
香港人都认同这些信念。我们一向信奉亚当．史密斯自由经济的理论，但并不是盲从附和，而是发现他的理论对香港这个外向型的小规模经济体系，切实可行，能够鼓励市民积极进取，尽展所长。我们认为政府的责任，是提供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设施，鼓励市民施展抱负。
法治精神和司法独立、公平竞争的环境、新闻自由，以及廉洁且问责性的公务员队伍，是香港社会的四大支柱。至于我们的实体基础设施，更是处处可见，大家一抵达国际机场，便可搭乘机场快线列车来到市中心，车程只需23分钟，途中更可看到全球最繁忙的货柜码头。
香港多年来所持守的经济原则，正日渐为其他经济体系接纳，奉为金科玉律。香港屡获美国传统基金会和Cato Institute等机构列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不过，要保住这个地位已愈来愈不容易。多位以往提倡社会主义，甚或马克斯主义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今日都已支持推行市场经济。相信亚当．史密斯泉下有知，必定会感到欣慰。
虽然有人对这种趋势不以为然，我对他们的立场亦不敢苟同，但亦不应对他们提出的顾虑掉以轻心。身为公职人员，我们的使命是要竭尽全力，确保经济全球一体化不会剥削贫者。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改善生活，若许可的话，应使贫者更加受惠。在这方面，我们应追随沃尔芬逊（Jim Wolfensohn），而非盖科（Gordon Gekko）一派的理论。假如促进经济不能改善普罗大众的生活质素，我们的努力又有何用？我这番话也是指所有较贫穷和落后国家的人民。经济全球一体化应要惠及所有人，而并非单是富有的人。
亚太地区经济体系必须求同存异，努力促进共同的利益，那么这个地区就可以为达到上述目标作出最大贡献。我们应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会议，讨论如何充分利用我们的优势，尤其是身在亚太时区的优势。区内的各个经济体系，应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订定互为补足的计划。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组成更强大的地区合作伙伴，集中研究一些重要的课题，例如环保问题；发展一个强而有力的亚洲债务市场。发展这个债务市场，是我在香港政府上一个工作岗位任职时的构思，也是我心底的愿望。
本港方面，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应付经济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需求。香港背靠中国内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拥有本身优越的条件。即使在目前困难的情况下，内地经济持续增长和庞大的发展潜力，加上入世后可能带来的商机，都足以令香港处于较一些邻近国家优胜的有利位置。
短期来说，区内国家必须适应中国的新角色，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再限于较廉宜的货物，先进产品也愈来愈多。如果相信竞争可以推动经济发展，那么这就应该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的目标，容许我套用《华盛顿邮报》的一句话，就是要确保亚洲区发展为一个与商业网络和谐而紧密地联系的庞大市场。
香港本身亦须作出调整。我们未来的经济策略，是不再过份倚赖物业市场，而会侧重较能持续发展的服务业。这种经济模式是建基于创新和科技，亦有赖我们与内地建立的联系。在调整期间，难免会经历一些痛苦的考验，我们正设法减轻这种痛苦。我们会同时设立经济、基础设施和政治的架构，以尽量发挥香港这项既有的优势。
我们正在新界兴建的铁路和其他运输网络，不但会改善新界区的交通和居民的生活，更会有助促进香港与发展迅速的华南地区的联系，加强香港的地理优势。行政长官在十月十日发表的《施政报告》中提到连接香港、深圳和广州的快速铁路方案，就是一个例子。
香港不仅是与内地通商的其中一个地方（其实显然可以说是与内地通商的枢纽中心），更是亚太地区的主要中心。香港设有约3 000间机构的亚太区总办事处，远较区内任何一个城市为多。我们必须继续发挥这项优势，这也是促使我们去年决定成立投资推广署的一个原因。事实上，我们确实拥有天时地利的优越条件。据我所知，一项在区内对德国机构进行的研究，一两天前发表报告，指出在这些机构当中，有三分之二认为他们与中国营商，必定要借助香港的有利位置。尽管如此，我们仍要加把劲，进行推广工作，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认识我们的优势。
我知道有些人现在指其他地方说：香港的枢纽地位正受到威胁，而上海是他们最常提到的城市。我要先在此表明，上海所缔造的每一项佳绩，都令我击节赞赏。
香港一直对上海作出大量投资，直至一九九九年，香港在上海进行的投资，占上海累积外来投资的42%。由此可见，香港是上海的最大外来投资者。
我亦同意某些独立的学术研究结果。大体而言，研究结果显示，上海的优势是在内地自然具有的影响力；而香港则可继续发挥推动作用，担当范围更广的亚太地区及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枢纽。至于那些业务范围遍及汉城以至悉尼及南亚的人士，仍会继续以香港为基地。
恩莱特教授、顾问司各特先生和香港贸易发展局首席经济司梁海国先生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有详细论述这些要点。
恩莱特教授和司各特先生的研究报告提到一项向亚太区内8 000多家跨国公司进行为期两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香港是这些公司设立亚太区总部和服务业公司建立基地的首选地方。研究结论更指这些公司的选择「不足为奇」。
贸易发展局的研究发现，香港与上海两地在许多方面都可以互相辅足。该项研究也再一次确认香港在国际上是举世知名的国际城市，并且正逐步发展为世界级大都会。
研究又指出，上海是支援工业研究和发展的强大工业基地，而香港则长于把新科技商品化。
研究提到的另一个重点是：「香港的首要角色，是作为亚太区的金融中心；第二个角色，是作为外资流入内地的渠道。至于上海的主要角色，则是负责调拨国内资金，推动内地的经济改革。」
此外，正如上海市长所用的比喻，我们这两个城市犹如飞机的双引擎，推动强大的中国经济发展。要维持这种优势互补的角色，香港必须全力以赴，继续发挥应有的功能。我深信香港必定能够做到。
在总结这个论点时，我想指出，我很同意前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现任华盛顿州中国关系委员会主管Joe Borich在上星期发表的一番话。他说，日后在国际竞争中赖以成功的因素，硬件会是次要，而更重要的，是低税率、稳健可靠的金融机构、通讯自由、政府不干预、司法独立公正等制度。投资者如要在中国物色具备这些特质的营商环境，正如Borich所说∶「香港依然是明智之选」。
本港经济继续转型，由以制造业为主转为以服务业为主。这个过程涉及价值链中多种不同的经济活动，亦需要政府的参与。举例来说，我们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已批准改变土地用途，使工厂区转变为「知识专区」，可用来发展社区学校、互联网咖啡店、书店、图书馆及资讯科技站等等。
设立「知识专区」既有助政府落实引导市民终身学习的承诺，也可提供现成的办公地方，方便外国公司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我们更可进一步仿效世界各地许多较旧的工业区，把旧建筑和阁楼改建为优质的办公室、展览场地和住宅。这显示香港的机遇处处可觅。
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我认为香港人实在没有理由被任何地区的竞争对手吓倒。由于历史上的地理政治因素，加上缺乏天然资源，香港向来都须要快过竞争对手，才可以领先。我们总能在逆境开拓成功之路，善于竞争是我们的字号。
我有信心，只要善用科技，再凭本港享有的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再加上掌握入世所带来的商机，本港市民一定会继续展露实力，与全球其他地区作出竞争。
香港市民清楚知道，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奉行的一国两制构思，可以继续让他们灵活自由营商。香港在内地和亚太区享有独特地位，加上多年来在世界市场上长袖善舞，意味成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宏大目标指日可待。
多谢各位。
完
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