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司司长亚洲协会周年晚宴演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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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于华盛顿时间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亚洲协会周年晚宴上的演辞全文:

「香港:安然渡过亚洲金融风暴」

主席先生、各位嘉宾:

  感谢您刚才的褒奖。我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差不多一年之际出席今晚的盛会,实在深感荣幸。去年至今,种种事情纷来沓至。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正在密锣紧鼓,为各项标记历史时刻的仪式作最后准备,回想起来,还彷如不久以前。

  我完全明白有些人在观看回归庆典时,是抱一种等看好戏的怪异心理。他们认定形势一定大坏,香港会无声无息地从地图上消失,或者至少是给内地这条亚洲巨龙吞噬,于是一代名城便从此湮灭。

  当然,也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比他们更清楚了解真相。我们知道,纵然这些年来经过不少风风雨雨,但通过经年默默耕耘,辛勤地进行艰巨繁复的谈判,有关香港主权顺利移交和港人治港的无数细节安排,最终都一一定下来了。

  我想到这些,是因为记起亚洲协会上次以香港为专题的周年晚宴。那时是一九九零年五月,总督奕信爵士(即现在的奕信勋爵)在纽约的大型晚宴上,讲述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后的前景问题。当时,八九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发生还不到一年,许多人感到香港前景黯淡,为此忧心忡忡。

  当晚,奕信爵士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论据,令我们明白必须冷静、周详地考虑问题,并且要本《中英联合声明》所定下的框架,以及各方本身的利益,排除万难,努力保存香港社会的特质和主要制度,使过渡后的香港能够获得市民以至国际社会的接受和称许。简单来说,便是使「一国两制」能够真正落实,港人能够治港。

  我们做到了吗?我相信是做到了,而且我们的表现和风范,不但令一直批评我们的人无言以对,就是一些支持我们,期望香港顺利过渡的人,也无不啧啧称奇。香港如常有效运作,「一国两制」证实可行,港人治港也得到彻底落实。

  以上种种,我会稍后再谈。现在,我想先讨论一下香港以外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照顾到贵会成员的广泛兴趣,同时也能带出一些重要的信息,让大家知道香港现在和将来都会是一个怎样的城市。我想谈的,就是过去一年令亚洲区经济大受冲击的金融风暴和货币危机──亚洲多灾多难的一年。

  在座各位都见多识广,对于亚洲市场出了甚么问题,相信毋须我多作赘述。我会从香港的角度谈这个问题,概述我们邻国和友邦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以及强调为甚么香港永远毋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操心。

  简单来说,一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增长持续了差不多十年,以致出现经济过热的情况。除了物业市场供过于求外,在金融方面,经常帐赤字累累、大笔贷款没有依约偿还、又以短借美元的方式,长期投资在以当地货币计算的计划上、同时又在没有外收入的情况下作外举债。一言蔽之,就是一场信贷风险管理不善造成的悲剧。归根结底,今次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规管不足、欠缺透明度的弊病,以及某些国家官商关系过于密切的问题。

  对比之下,香港奉行亚当・斯密的学说,信赖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我们为商界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并相信应由商人而非官僚作出商业决定。我们深信政府的责任,是提供基础设施和法律架构,扶助各行各业蓬勃发展,让全港市民,无论在生活和工作上,都享有最大的选择权和自由度。

  我们的政府,可以「精简廉能」四字形容,而且从不作过度规管。在处理经济金融事务方面,我们一直坚守一些基本原则。我们有完善的货币发行局制度,藉以保障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我们的金融制度稳健,银行体系健全而监管完善。我们恪守严谨的理财原则,每年制订盈余预算,更拥有庞大的储备。这些有利条件,正好为香港奠下了巩固的经济基础。

  要维持各地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信心,上述各种有利因素都非常重要。香港在这次亚太区金融风暴中处境比其他地区较好,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坚守这些基本原则。正因为我们决心按照宪法的规定,继续坚守这些原则,所以香港的前景是足以令人乐观的。

  我希望大家不会误会,以为我们遵守某些基本原则,就等于在思想、政治或行政上墨守成规。我们明白,世界已经变得愈来愈细小,所以必须自强不息,才能不落人后。我们也要灵活变通,勇于创新,才能保持前列地位。

  我们认为,香港拥有世上最有效的银行监管制度之一,严谨程度可媲美纽约、伦敦和东京。多年以来,我们不断因改革而获益。香港最近抵御亚太金融风暴的表现便是明证。虽然如此,我们早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已经开始筹划一项大规模的银行体系检讨。这项检讨现已展开,期间我们会详细研究与银行体系有关的各个范畴,由互联网银行系统及电子现金设施,以至海外银行大规模合并对香港的影响等问题,都会包括在内。

  金融风暴后,香港的联系汇率备受冲击,股价和货币价格大幅下挫。我们随即检讨货币发行局制度和我们的证券及期货市场的运作,深入研究各项技术细节。不论过往或现在,我们从未打算放弃联系汇率。联系汇率的政策不会改变。但经过这次检讨,我们已引入连串措施,改善规管架构,使我们财务市场更加透明,更能向投资者交代。

  实施以上措施的主要目的,是要确保市场能够稳当地继续发展。这是市民、商界和投资者的一致要求,政府正在用心回应。我们必须具备这方面的实力,才可以安然渡过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

  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根据法治推行上述所有措施。香港奉行的,是美国人熟悉的普通法制度,由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负责施行,经得起我们独立而备受尊重的司法机关考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对香港人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知道这些都是每个健全社会的必备条件,但对香港来说,由于我们的民主进程受到历史上的地缘政治因素所影响,法治精神就更形重要。正因如此,《经济学人》杂志最近一篇文章指出,假如说香港社会有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这也许就是法治精神了。事实上,我们其中一位杰出法律专家也曾经说过,香港人推崇法治精神,可能比民主更甚。

  不管这些评语是否真确,香港回归后已有不少重要实例,充分证明香港人对法治和民主都同样重视。举例来说,市民曾就临时立法机关的问题和内地儿童来港定居的政策,对政府提出诉讼。此外,市民亦曾为了政府在个别案件中决定不起诉某些人,以及立法把一些前主权国享有的法律豁免权转授予现在的主权国而展开了激烈辩论。这是因为市民担忧当中会涉及政治考虑。实际上,我认为这些忧虑是毫无根据的。

  无论如何,这些辩论足以证明,香港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市民在法治之下,勇于保障本身的自由。要是市民觉得自由受到威胁,他们定会直言无畏,努力捍。

  对于民主,香港市民亦以实际行动说明一切。在特区政府首届立法会选举当天,市民甘冒恶劣天气,踊跃投票,充分印证了他们对《基本法》有关特区未来民主发展的安排,是何等重视。

  特区首届立法会选举在五月二十四日举行,为香港正式揭开新的一页。这次选举空前成功,使许多人感到意外。当日有接近150万名选民到来投票,比九五年直选多出一半。此外,今次选举不论是投票人数、登记选民人数或候选人数,都打破历年纪录。事前很多人批评今次选举的安排,对此,香港市民已经以行动作出判断。事实是我们有历来最多的选民参与投票,从代表不同政治取向的候选人当中,选出心目中的立法会议员。

  正如我们所承诺,这次选举是公平、公开和廉洁的。选出的立法会议员,代表了香港这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我所服务的特区政府会全面向立法会负责。虽然我绝不以为行政会议与立法会对所有问题都有一致看法,但我深信我们都有同一目标,就是确保香港继续安定繁荣。

  这次立法会选举让我们清楚知道,香港市民希望能够参与决定香港的事务。有人说香港市民只爱赚钱,对公民事务漠不关心。我希望这次选举会从此消除这种谬见。

  有评论说,这次选举结果显示香港人要求更多的民主,这正是我们日后会走的路向。《基本法》已为香港民主发展的步伐,订下非常明确的指引,其中更提供了一个大纲,让香港市民在二零零七年决定立法机关由普选产生的安排。

  在二零零七年之前,我们还会举行两次立法会选举,民主或仍会逐次加强大。我们正好把握这段时间,仔细研究一个课题,这就是:一个行政主导而又在立法会内没有议席的政府,跟一个由普选产生的立法会共事之时的一些问题,可以怎样通过逐步发展民主的过程而得到化解。这方面确实有很多重大的问题需要讨论和解决。

  正如我刚才所说,香港的过渡非常顺利。曾经有人担心香港的法治精神会受到损害;人权和公民自由会被削弱;新闻自由会被첵制;私相授受和贪污的风气会蔓延,结果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香港能够顺利过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北京领导层致力履行对香港市民许下的承诺,让香港实行高度自治。北京恪守对香港不干预的政策,获得国家内外的一致认同。联署《中英联合声明》的英国政府已承认这个事实,而美国国务院最近根据《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法案》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亦确认了这点。香港美国商会曾进行调查,结果高达96%的成员表示对香港特区政府有信心。此外,一项最可靠的民意调查亦显示,回归后市民对北京处理香港事务的信心,已由一九九五年16%的低水平,回升至超过60%。

  由此可见,虽然有人预言北京会对香港造成困难,但事实却并非如此。香港现在要克服的,主要是经济困难。这些困难并非自招,而是亚洲区内情况所引致的。本港经济以外贸为主,这场金融风暴造成的破坏,我们自然也无法幸免。最近本港经济逆转,说明即使有最坚固的经济防护系统,有时也难免遭受影响。我知道美国一直密切注视我们的情况,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美国的经济会间接受到损害。贵国人民一贯乐于助人,时常有美国朋友亲切友善地问我:美国可以怎样给予帮助?

  我有一个具体要求,就是美国延续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此举对于稳定区内经济十分重要。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会严重打击香港的经济──内地经香港转口的贸易额可能会锐减近五成、香港的经济增长会更加大幅放缓、而正当我们奋力对付亚洲金融风暴余波之际,这样做会再令数以万计的市民失业。

  香港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继续扮演「防火墙」的角色,便必须维持强劲的经济。香港正面对艰难的一年。我们坚决维持港元与美元的联系汇率,使我们成为区内稳固的堡垒。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不但会在这个关键时刻进一步大大打击香港工商界的信心,更会在区内各国努力对抗近期连串冲击之际,夺去他们的一个重要据点和一道强大的防线。我们决不能容许情况再现不稳,否则后果堪虞。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更大、更有力的理据:我们是世界上最大力支持自由贸易的地区,也是以自由贸易取得成功的明证。我们一直不赞同把贸易和非贸易问题混而为一。即使重要如人权问题,也不应与贸易混为一谈。我们坚持两者必须分别处理,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进步,人类生存所需的其他一切也自然会有进展,事实上,近年我们已目睹市场力量能够带来何等宽松的局面。

  最后,我想暂时以私人而非香港政务司司长的身份,跟大家谈一点个人感受,分享自己从九七年七月一日以来这十一个月当中的心路历程──一段我想也是许多香港人都经过的历程。

  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后的世情将如何改变?在此之前,谁都无法预知。我们既无先例可援,亦无楷模可依。我们有的,只是各方真正的好意与挚诚的祝愿。但即使在过渡之前,我已经一直有这么一种感觉:说到底,要过渡成功,还得靠香港人──我们自己。过去这十一个月来所发生的一切,越发加强了我这个信念。

  在座许多嘉宾都从电视上观看了交接仪式。大部分人都会记得解放军在午夜时分通过边界进港的情景。诸位有的甚至可能以为香港现在的街道都是由内地军人巡逻的。要教传媒感到可惜的是,现实并没有这么值得入镜──至少香港的现实如此。我们既没有外军压境的刺激场面,也并非只是单单以北京取代了伦敦。真正的过渡,远比这些来得复杂、含蓄、深远。在许多方面,过渡对我们的要求,比意想更大。这是因为真正的过渡非关主权,而是关乎人的身份。

  不明白本身的身份,便无从决定自己的命运,不论对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城市,一个镇,一条村,一个家庭,还是一个人,都是如此。我相信自己对本身的身份一直非常清楚。我知道自己是谁,来自那里,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甚么位置。可是我的家,香港,偶尔却只像暂存于一时。这并非因为我想过要离开,而是因为她的命运似乎一直都不由自主。但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深夜,在两面旗帜一降一升之间,当香港彷佛真处于无身份状态的刹那,身份的问题,便骤然凸显。

  那是整个交接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也象征香港今天所面对的挑战。但就我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时刻并非当时,而是去年较后才来到,那时,实际交接期间的种种紧张情绪已经过去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十月一日,是我们的国庆日。香港第一次庆祝国庆,是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当日的庆祝活动,是从早上升国旗和奏国歌开始。新的旗帜,新的国歌。

  当我看到国旗在晨风中缓缓展扬,心头突然涌起一阵激动。仪式虽短,但就在那短短片刻,眼中的国旗,耳际的国歌,触动了我内心深处,使我不禁感动莫名。我想那是我头一次体会到,香港回归中国,原是何等理所当然。我是中国人。我生于中国。和许许多多香港人一样,我的家人离开中国,并非出于本愿。我们离开,是因为觉得只能如此。我们原属一国,本为同种,但各有不同经历,一直分离。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复合为一了。

  现在的我,是不是忽然变成了中国的代言人?不是。我是不是要开始背离英国遗留下来的种种?也不是。对许多香港人来说,要背离英国遗留的种种,就和要他们无视自己与中国之间的情感和精神联系一样困难。我做的,只是肯定自己的身份和本质。

  这种对身份的追寻,将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架构、我们的未来带来甚么影响?我认为,最终这将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团结,更加民主。我相信民主始于个人身份的确立。确立以后不久,便会找到与他人共通之处,于是结成社群,学会争取共同的利益。最后是选出那些最能代表这些共同利益,最能反映整个社会的需要和愿望的个人来任事。我相信,唯有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意愿产生的民主,才是稳妥、持久的民主。若要长久,民主便只能渐进,不可强加。这需要时间,耐性,和宽容的胸襟。

  香港之所以能够经受得起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各种机构都是根据法治精神管理,并且是由一些光明磊落的首长所统领。我们愿意公开坦诚地讨论自己的错失──从禽流感、到红潮、到政府和私营界内的贪污等等,正好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成熟和自信程度,是许多国家也难以企及的。

  只要我们首先充份、诚实地了解和接受自己的身份和本质,再以此作为管治的根基,那便一定不会出错。但如果我们开始屈服于外来的利益,容许外来的势力─不论其用意如何善良─影响到我们本身的政策以及政府的架构的话,那便必将徒劳无功。

  我坚决相信,香港的道德基础是健全的。我相信,我们持续不断的文化演进和对身份的追寻,是重要而又带来生机的。我更相信,这段我们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开始走起的旅程,将继续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也将指引我们迈向成功。

  今天晚上我这样坦率地谈到一些极其私人的感受,表明了我对香港政权的稳定坚韧、以及对港人的顽强意志有无比信心。同时,我想也表明了我对香港的深厚感情和承担,以及对我们前途所怀抱的希望。

  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再次感谢大家让我有这机会向在座各位支持我们、而且见多识广的嘉宾致辞。香港和美国,已是多年好友。你们那了不起的亚洲协会香港分会便是明证。但我们的友谊,远远超乎投资和商贸关系。我们价值观念相同,而且往来已有超过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保持和进一步发展这些联系,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现在我们已经自豪地回归了中国,成为她的一部分,但这新的身份并不会改变上述一切。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发展,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而大家也必能以贸易、投资、专才,以及理解、支持和友谊,对香港作出同样独特的贡献。

  谢谢大家。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