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福利局局长「给香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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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生福利局局长霍罗兆贞今日（星期日）在香港电台诵读「给香港的信」的中文译本：

没有一位在香港居住的人会认为这里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在最近数星期内，社会大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哈佛大学的医护改革顾问报告上。

透过传播媒界和不同形式的讨论场合，大众已经开始广泛地讨论医疗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和一些改革方案。身为生福利局局长，看见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均热衷出席我们所举办的研讨会或写信给我，反映他们对这课题的意见，我感到无限欣慰。我亦看到大部分的意见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很有启发性。与此同时，大众亦提出不少有关改革方案的问题。我想利用以下数分钟时间，逐一解答这些问题。

有人问，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类似哈佛大学专家小组建议的联合保健计划吗? 用增加税收或医疗收费的方法来解决医疗融资问题，不是更干脆俐落吗?

让我重申，我们要克服的并非单是一个与金钱有关的问题。我们还须正视现时服务架构内所潜在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会稍后就这点再作补充。总而言之，改革医疗融资制度必须与改革服务架构模式同步进行。若我们把资源继续投进一个潜在基本架构问题的制度内，结果只得一个：那就是尽管我们注入更大的投资额，回报率却只会愈来愈低。过度简单化的方法既短视而又解决不了问题的症结。试想想，增加税收只是将贫者和富者的距离稍为拉近，但却不能达到分担风险的效果；而增加收费变相是在病患者最需要财政上的扶持时，进一步加重他们的财政负担。随慢性病病发率不断上升，社会就提供医疗服务的负担便会愈来愈重。急性病的疗程比较短，因此未必会对个人财政构成威胁；但慢性病的疗程通常以年计。联合保健计划正可以让整个社会来分担这些医疗风险，确保所有人在有需要时皆获得足够的医护服务。

除了开源之外，我们还须顾及资源的分配及妥善运用，而单靠改革融资制度，并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改革融资制度外，我们还要发展基层及社区医疗、家庭医学，和减少服务重，从而改善服务的连贯性。随人口老化和慢性病日渐增加，这些服务发展趋势将变得愈来愈重要。说到底，我们始终不能继续倚赖以住院服务为本的架构来应付未来人口的医护服务需要。

我刚才提及我们需要正视现时服务架构内所潜在的一些基本问题。现在让我来逐一阐述。现时公营和私营医疗服务之间存财政及架构上的障碍。对用者而言，这种两者只能择其一的情况令选择减少。若然能消除此种障碍，病人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便能供公营和私营的服务提供者共同使用，从而简化治疗程序。目前因公营的医疗服务以住院为主，致使那些本来毋须接受住院治疗的病人缺乏住院以外的其它选择。这不独不能有效应付病者需要，更令成本上升。同时，若门诊设施发展不足，医院遂成唯一的选择，这情形亦加重雇主、雇员，以至整个社会的机会成本。

回答了一般市民最常问及的问题后，我自己亦有以下的提问，希望能有助我们澄清什么是整个社会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观 :

首先，作为社群的一份子，我们是否愿意照料那些自我照顾能力较低的人呢? 若然是肯定的话，应照料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是否只在现时税收仍可负担的情况下才作出此慷慨承诺；而若要我们付出更多时又另作别论呢?

第二，我们是否需要平等的、高质素的、而又可负担的医疗体制吗? 如果我们要排列这些价值观的优先次序，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

第三，我们是否在税收足够应付的大前题下，才认同上述的价值观? 抑或是我们极度重视这些价值因素，甚至不惜另觅蹊径，务求在我们的医疗体制之内保存这些价值因素?

第四，面对有限资源，我们是否愿意控制不断上升的医疗开支，从而令其他同样重要的公共项目，例如教育，房屋和福利等，不致受到影响吗?

以上的难题并无简易答案。假若我们，以至整个社会，不深思熟虑，纵然所作的决定能纾短期之困，亦定不能有效地满足我们下世纪的需要。市民大众应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及采纳哪种相应的改革措施。

你们宝贵的意见，将有助带领香港迈进二十一世纪。请莫再迟疑，我们期待听取你们的意见。

最后，我作出保证，无论将来哪种改革措施会被采纳，香港政府将继续致力为香港市民提供高质素和可负担的医疗服务。

完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六日（星期日）